吴寄南：中日关系站在关键路口
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出席了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招待会。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于1978年10月23日正式生效。这项条约是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中唯一由两国最高立法机构批准的，为两国长期和平友好、合作共赢奠定了法律基础。这些年来，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有目共睹的进展，得益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内的四个政治文件。
来自东京的“冷气旋”
来自东京的一股“冷气旋”让中日关系在2022年底显著降温，进入2023年后更是风波不断，持续恶化。
去年12月中旬，岸田内阁出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这些文件除实质性颠覆战后和平宪法，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外，还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背弃了两国间有关“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
今年5月上旬，日本作为东道主在广岛召开七国集团（G7）峰会，配合美国推动阵营对抗，违背了两国间互不干涉内政的约束。
5月下旬，日本又与美荷两国秘密磋商后率先出招，公布了旨在打压中国的23项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措施，严重损害了中日经贸关系。
8月下旬，日本不顾国内民众以及亚洲、太平洋岛国强烈反对，将福岛核污水向海洋排放。这种向邻国乃至全人类转嫁核污染风险的行径，自然遭到中国的坚决谴责。
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由于历史恩怨和现实利益对立的交互作用，彼此间有合作也有竞争，这一点并不奇怪。包括《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内的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规定了“互不干涉内政”“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反对任何国家谋求霸权”等原则，这些都是两国妥处矛盾分歧、规范交往合作的行为准绳。
中方一贯是维护和遵守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的，问题出在日本方面。
中日关系这一波的“滑坡”从2020年底开始，到岸田上任后倒退速度日益加快。其中，既有新冠疫情导致两国官方磋商“停摆”、民间交往“归零”的影响，有两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逐渐累积的影响，也有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加大遏华攻势的溢出效应。
此外，岸田为坐稳首相位置，争取党内最大派系安倍派的支持，导致他在涉华外交上表现得更激进、更强硬。
归根到底，是日本当权者的所作所为偏离了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
眼下的中日关系可以用“政冷、经寒、民心凉”来概括。
就政治而言，除两国外长、防长在上半年分别有过一次会晤外，政府间磋商的频度明显减少，层级普遍不高。
经济上，中日双边贸易总额继2022年萎缩3.2%之后，今年1月至9月的跌幅扩大到12.5%。
消极与积极因素并存
中日关系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一方面，导致两国认知差距、信任赤字扩大的消极因素不断在“拖后腿”，双边关系还可能继续滑坡。另一方面，有利于双边关系企稳向好、回归常态的积极因素也逐渐显现出来，让人们看到阴霾密布的天际线上出现一抹亮色。
首先，两国民众对和平的期盼是推动双边关系转圜最强大的动力。前述民调中有两对数据发人深思：一是中日分别有60.1%和65.1%的受访者认可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二是中日受访者都将“和平”定位为东亚地区最应该尊崇的价值观，比例分别是62.4%和65.1%。两国期盼和平、回避冲突的民意显然能为彼此间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注入强大动力。
其次，日本精英开始对岸田内阁疏华、亲美的外交路线进行反思。近一时期，日本一些有代表性的言论领袖批评当权者“对美一边倒”，导致外交“失信”“失衡”“失态”。他们有的主张日本应加强战略自主性，在中美间起到“润滑油”的作用，有的则强调睦邻友好才是日本最大的安全保障。这类声音目前还比较弱，但意味着日本的舆论氛围开始发生变化。
第三，岸田内阁希冀通过缓和对华关系摆脱支持率持续低迷的窘境。近两个月来，岸田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低迷，已跌破30%的“红线”。岸田为争取连任自民党总裁，迫切需要在对华外交上取得进展以凝聚党内外的支持。
第四，中美博弈的溢出效应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日本对华姿态。中美两国近期展开一系列高层接触。美国总统拜登未必会改变遏华制华的初衷，但迫于内外形势需要让中美关系进入相对稳定可控的阶段。日本当权者害怕美国的“越顶外交”故伎重演让自己陷入被动，不得不对涉华外交进行某种力度的调整。
在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招待会上，王毅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日关系再次站在关键路口。要以纪念缔约45周年为契机，牢记条约初心，恪守条约共识，践行条约原则，推动中日关系重回健康发展轨道。日方代表也表达了深化两国和平、友好、合作的意愿。笔者认为，中日两国能相向而行、共同发力的话，双边关系肯定能谱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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